大約在十幾歲時，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舞象之年，我便喜歡看些雜書或掌故之類的短篇文章、雜記及小說，記得最早看到這類雜書是在我服務於警界的舅舅家中書櫃裡尋找到的，後來稍長我又在台北的牯嶺街舊書店裡尋到了不少寶，意外地也找到了一些上海時期著名的雜書作者像貢少芹、鄭逸梅等，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小說家。鄭逸梅當時是南社的社員，南社的成員很多，都是在文學界有一席之地的同好所組成，例如：高天梅和柳亞子都是南社的創始人，還尚未出家的李叔同(後來的弘一大師)也是南社的成員之一。 柳亞子從同盟會時期便搞創作，和一幫革命文人經常聚會和交流，由於柳亞子曾經是蔡元培和章太炎的入門弟子，因此他和革命黨中的人物私交都還不錯，對於詩詞歌賦特別有天賦，曾經創作的詩就有五千多首之多。過去也曾有長輩贈送我一本柳所著作的詩集《磨劍室詩詞集》，讀完之後深覺柳亞子是一位感情內斂，但性格卻又纖細的近代詩人，郭沫若也相當讚賞柳亞子的文采，曾經在不同的文章裡有過溢美之詞。關於柳亞子在政治上面的立場如何，不能理解；但是對於他在國學方面的底蘊，我是深表讚嘆的。他做學問的基礎和文章的理路，大部分都來自於顧炎武和龔自珍等大家的傳承，據說他在十幾歲時便把家裡的藏書全部熟讀一空，正因為如此他很年輕的時候，在文人圈中便早負盛名，因此後來的南社幾乎也以他為中心人物馬首是瞻。柳亞子由於自少閱書無數，所以他的藏書樓隨著他的情緒和喜好及當時的時事給予不同的更名，據說所用過的名稱超過二十個以上，我所知道的，是因為閱讀過他的《磨劍室詩詞集》和文錄，當時他所用的名稱是為「磨劍室」，後來有一段時間，因為現實生活的困頓，以及走不出精神上的苦悶，覺得度日如年，身心頓足捩耳到無法自處，他為了反映自己當時的心境，那個時候他的書齋又叫做「活埋庵」。柳亞子也是一位有著強烈愛國情操的文人，對於日本的侵華，他始終未曾停歇過滿腔的仇怨。雖然他滯留香港，但他幾乎 天天都在期待日軍早日被驅趕出中國的領土，在那段時間裡，他又把書齋改成「羿樓」。從柳亞子的詩歌作品，不難看出自然流露、澎湃的愛國情操滿溢在他的文辭中，但也由於他是個性情中人，在他主理南社期間，因為一些人事上的困擾以及不滿於社中人與人之間有二缶鍾惑的存在，他不堪其擾，便辭去主掌的位置，返回自己的鄉里。那段時間他蒐集了許多珍貴的文獻，據說尚有許多未曾見世的藏書及抄本。其實南社在當時可說是人文薈萃、老少群賢共處一社，其中還有一位畫壇上的巨擘黃賓虹也是社中很受人敬重的人物，他在南社成員中屬於年紀稍長，他比柳亞子還年長十幾歲，黃賓虹除了書畫一絕以外，個人的道德操守，更是受當時藝術圈和南社成員的敬重，他因為不滿晚清的懦弱無能，經常暗地裡把所賣的畫資贈與革命黨人，更奇特的是一度還曾在自己的住宅處，請專人鑄造硬幣流布於世，他的目的是希望用此抵制清朝的幣制，為了這事也鬧得沸沸騰騰，最後清政府要抓他，他 便逃到了上海繼續暗中搞他的革命事業。

　　老叟陳爺爺是鎮江人，當年暫居在萬華堀江町的林務局宿舍裡，我讀國中時，他的書齋也是我暫時避難的精神食糧供應站，他說：「來台時和友朋投資的商船中，光是我的藏書就打包了近百箱，有些迫於現實還是暫時寄放在一些老友的家中。」但他所謂的部分藏書也足以讓當時的我頭暈目眩，陳爺爺的書無法用汗牛充棟來形容，更不能說是車載斗量之多，只能說令人嘆為觀止。往後因他的影響，我也養成了藏書的習慣，現在到了我這個年紀，我終於能理解這些老輩何以惜書如命，他寧可曲肱委屈自己擠身於一木造的單人榻上，而供養那批老書舒適地豎立在他特別訂製的檜木書架上，問其為何要花重金請木工特製此書架，他說：「台灣的氣候和我的家鄉類似，有時潮濕多雨，這些老舊的書最怕的就是濕和霉，而檜木不但堅硬不怕受潮且有防蟲之效……」老輩文人疼惜書本如此，此點上我也受惠不少，難怪每到他的書齋，便有股特殊的檜木油質香氣混搭著古老書扉少有的氣息， 揮發在空氣之中，那股悠然的香氣經常化解年少時的我逞強、兼人好勝的習氣，頓時可以稍歇下來。

　　從陳爺爺的口中聽聞到了不少的民初文人的軼事掌故，後來才了解他和鄭逸梅一方面既是老鄉也都先後進入過南社，某時期陳爺爺和他也是上海某影戲公司的同事，所以兩人相交頗深。陳爺爺很了解人稱「補白大王」的鄭逸梅先生的一些軼事，從他口中對於鄭老那一輩人做學問的精神也得到了極深的啟發，從幾幀發黃的黑白照，陳爺爺指了其中的一位穿著短褂、頭髮灰白清癯長者的照片，認識了這位掌故大師的廬山面貌。照片上滿是當時名重一時的文壇耆老——柳亞子、蘇曼殊、高旭、陳去病等，也都是當時同盟會的重要成員，其中還有一張照片上是孫中山當時和南社的重要創始者合拍的照片，彌足珍貴，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只可惜當時尚沒有新科技的影印機器可以存檔下來，至今仍然引以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