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十幾歲時，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舞象之年，我便喜歡看些雜書或掌故之類的短篇文章、雜記及小說，記得最早看到這類雜書是在我服務於警界的舅舅家中書櫃裡尋找到的，後來稍長我又在台北的牯嶺街舊書店裡尋到了不少寶，意外地也找到了一些上海時期著名的雜書作者像貢少芹、鄭逸梅等，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小說家。鄭逸梅當時是南社的社員，南社的成員很多，都是在文學界有一席之地的同好所組成，例如：高天梅和柳亞子都是南社的創始人，還尚未出家的李叔同(後來的弘一大師)也是南社的成員之一。

中國傳統的五言律詩濫觴於魏晉南北朝，它的形式主要著重在聲律、對偶，在當時是一種新體詩，淵源於齊武帝時期，史稱「永明之治」。五言律詩從那個時期漸漸由雛形發展，經歷了唐宋初期普遍流行於民間，簡稱近體詩，又稱為五律，但真正的盛行卻是在盛唐時候。像上面的這首類似五言律詩，也是在唐朝時期的一種型態，這首詩的主人是出自於唐朝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

說起我青蔥志學的時光中，除了道家師尊外，尚有一位至今仍然令我時有停雲懷想之女性長者，她在我心目中如師如母般受我敬重。張月桃女士因和我之家族有著遠親般之關係，自小就稱她為伯母，她非比一般尋常的老輩婦女，也許可以用堂堂鬚眉、難比裙衩來形容，原因是張伯母有著賽比羅敷的堅貞不拔，雖是女兒身，但卻有丈夫之志。因為比鄰為居之緣，再加上她亦對佛、道有同寅之心，有時她南下訪友，家裡所設之佛堂也都會託我獻供，伯母對於仙佛之恭敬可從所設佛堂之莊嚴得見，偌大的櫸木地板和以檀木為主所設之佛壇，雖設於頂樓，但周圍卻無櫛比鱗次、鄰樓側伴，有種凌駕世外之感。兩三百坪清靜無比的廣袤殿堂，是張伯母每日早晚修真煉性心靈之所依處，伯母也善堪輿之學，因此有時我也假於佛堂稍做燕席禪修，卻有重增之效⋯⋯。

一直以來，畢生之鍾愛除了歷史，便是歷代名人之家書及庭訓，在中國最有名的莫過於朱柏廬的《治家格言》以及曾國藩的家書，除此以外，陸陸續續也收錄閱讀了各家不同的家訓，發覺各有所長，如北宋梁燾的《家庭談訓》、顏之推的《顏氏家訓》。讀明代大思想家呂坤的《孝睦房訓辭》，也似有所得，尤其是他對子孫傳家和安家的訓示，甚至於敗家以及亡家的主要原因，在這本書中皆有揭露詳述；司馬光因要為後代子孫闡明家風，也留有〈訓儉示康〉一文，文中是用來提醒他的兒子司馬康，要他傳承世代的子子孫孫，了解古輩是如何儉約起家，訓誡、警示後代子孫不應有奢華敗家之習氣。司馬光畢生之功績成於《資治通鑑》之編纂，其文章對於後代人有啟迪之效，原因是讀其文章知其文簡樸質美，再加上司馬光精通於六經，所以對於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掌其精密之義理處，在當時頗有引導善良世風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