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湯老師的治學方向，到了晚年，偏向於東西合璧為尚。湯老師當年研究哲學時，最早看了《自然通史和天體論》，便生起了莫大的興致，他深深地被康德的精神影響，在湯老師的認知裡，康德是近代哲學家中少數有自己理想的學者，正因為如此，才有辦法影響那個時代許多有理想和對哲學狂熱的學者，像歌德也是因為仰慕康德，最後成為他終身的追隨者。

在一般台灣人的心裡，「艋舺」和台南的府城以及彰化的鹿港並稱為有清以來最大的都市，今天的萬華是台北市最早期、最原始的區落之一。有文獻記載，艋舺早在康熙時期就有一批福建人移居到原本屬於台灣原住民所駐紮處，當時叫做大溪口，漸漸成為漢族閩南人及原住民聚集的繁華地方，也是台北西區開始有商賈交易的起源地，這塊原本人煙稀少的處女地，日後竟開發成為僅居一府二鹿之後。

柳亞子由於自少閱書無數，所以他的藏書樓隨著他的情緒和喜好及當時的時事給予不同的更名，據說所用過的名稱超過二十個以上大約在十幾歲時，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舞象之年，我便喜歡看些雜書或掌故之類的短篇文章、雜記及小說，記得最早看到這類雜書是在我服務於警界的舅舅家中書櫃裡尋找到的，後來稍長我又在台北的牯嶺街舊書店裡尋到了不少寶，意外地也找到了一些上海時期著名的雜書作者像貢少芹、鄭逸梅等，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小說家。

我對呂蒙正的認識，是來自於十幾歲學道時先師的一句話：「學道先須學貧，學貧後方清」。初時不解其意，求惑於先生，師父說：「現代人任何事情都求速解速成，原因來自於我慢和欠缺智慧。先要空諸所有，內外滌盪一切諸障，如此才可示以求道之徑……」為人處世也是如此。人秉業氣而生，出娘胎之後若沒有道德醒覺、文章以為圭臬來自我提醒，人是容易放縱的，也容易迷失自我。於是那段時間裡，先師便告以：「呂蒙正的醒世文需要誦讀再三，直到爛熟於心，對於未來的人生會有莫大的好處。」

圓瑛法師在他一生的講學和著作之中，所花的時間最久、所用的心血最多應該是《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這部書據圓瑛法師所說總共花了五十年的時間，從他二十四歲在天寧寺習禪開始，由於聽讀了《楞嚴經》之後嘆未曾有，於是發心要用十年的時間專研《楞嚴經》，在這段期間只要看到經文中有任何精深難懂、奧理難明之處，他甚至會用紙條，書寫疑難在其紙上，然後貼在牆壁，只要一有空，便查盡一切相關資料，並且在疑難處靜坐冥想直至通達為止，才把紙條一張一張撕下來，光是如此就花了將近八年的時間，才徹底明白經文中所有的疑慮處。